历史文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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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失故道:清至民国海宁海塘修建中的环境与技术

信息来源: 《历史与社会》(文摘)2020年第2期 发布日期: 2020-09-03 浏览次数:


作者:申志锋,浙江大学历w88下载系博士生。杭州,310028。

提要:清至民国时期的海宁海塘修建与“海失故道”有很大关系,当钱塘江主溜在“北大亹”之时,海宁海塘的修建压力随之变大;反之变小。该区域海塘修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,前期主要由气候环境决定;后期主要是受“鱼鳞石塘”与“混凝土塘”两种筑塘技术主导,过程中也存在 着士绅与国家,士绅与留洋知识分子之间的角逐。同时,海宁海塘修建过程,也伴随着海宁区块 政区地位在“县—州”之间发生着转变,每当海宁区块潮灾减弱之时,政区地位上升;潮灾增强之时,政区地位便有所下降。海宁作为海潮首冲之地,其处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杭,嘉,湖,苏,松,常六府的生产安全,而后者恰是国家所看重的。

,问题的提出

“海宁”名字的由来与“海宁城”所受潮灾之窘境有关。潮灾与海宁区块政区地位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。在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(558)时,“海宁”名称就已出现,只是后来该地政区设置又频繁更为它名,“海失故道”的存在对海宁的影响可谓久远反复。而所谓“海失故道”,其实就是钱塘江主溜在“三亹”之间的不断移动,即钱塘江主溜于不同时期流经不同的“亹”,而后注入海洋。海宁“南高北低”的地势也加重着海宁区块的防潮压力,海宁海塘的修建与稳固与否,也决定着江北杭,嘉,湖,苏,松,常等府生产生活的安全与否。 由于“北亹”离海宁最近,所以当钱塘江主溜在“三亹”之“北亹”时,海宁区块受到的威胁应是最大的。

海宁区块一方面长期被潮水所侵害,在清之前经历了从“盐官州”到“海宁州”再到“海宁县”的政区地位变化;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地理位置,还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承担重任。又海塘作为人和自然互动的产物,不断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技术的影响,自然气候的变迁不断刺激着人类技术的变化,是人类适应并改造自然非常重要的手段。

,冰期与潮汐:顺,康,雍朝海宁海塘的被动局面

有清以来的 1644年至1735年最大的一次损坏海塘情况的出现,该阶段基本处于1620—1720年寒冷期内,尽管大潮灾绝对数量相对较少,却有着较强的破坏力。这种破坏力还来自于该阶 段的造塘技术比较落后,再加上杭州湾天然喇叭口的地理环境特征,使得海塘损坏严重。该阶段内,环境起着决定作用,而人类的作用显得非常弱势,海宁海塘处在一种受环境主导的“被动局面”可以说顺康雍时期的海塘修建正处在“环境严峻,技术滞后”期内,受此影响下的海宁区块亦是县级政区。

,鱼鳞与坦水 :乾隆至清季海宁海塘的技术变革

海宁在维护江南多府之安危方面的地位至关重要,而海宁两岸受潮灾影响的大小与钱塘江“主溜”在“三亹”之间的南北移动的关系为:南移则海宁受影响变小,反之受影响较大。1735- 1830年代左右处在全球的温暖期内,潮汐的单次力量也应是较弱的。乾隆皇帝始终在追求的修建海塘以图“一劳永逸”之策略,虽然难以实现,但其治时期鱼鳞大石塘的修建,辅之以坦水的增加,从面积,技术等多方面,都使得海宁海塘的力量有了与自然环境相对抗的“资本”,而鱼鳞大石塘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再次深入互动的产物。而近代变革时期到来,加上1830—1890年的“小寒冷期”,又给海塘修建带来新的变革。

四,混凝土与士绅 :民国海宁海塘的技术转折与力量调整

清季民初是海宁海塘充满“技术转折”的时期,不仅体现在了西方技术——混凝土的引进,也体现在了士绅力量对国家事务更大程度上的介入。其实,这两种因素是“国家—地方”力量角逐的表现。士绅从清末间接,被动地参与海塘的事宜到直接,主动地参与进来,尽管在整个民国时期,士绅力量的介入是断断续续的,但总体上可以说其力量在这一时期是增强的。同时,地方士绅由于代表更多的是下层民众的想法而显得有些保守,故又出现了民国时期对新技术的迟疑,使得新技术的推广有些周折。

结语

海宁海塘的变迁过程是非常复杂的,这其间充斥着气候环境,筑塘技术及社会力量的变革。清至民国时期,“冷—暖—冷—暖”的大气候环境交替,再加上杭州湾特殊的地理环境,清至民国海宁海塘的修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一为1645—1735年,主要因海塘修建技术的相对落后,使得该阶段主要是“气候环境”占主导地位;二为1735—1890年,前期主要因鱼鳞石塘的大规模营建大大减少了海塘的危害,使得该阶段主要是“技术变革”占主导地位,而全球的“暖”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技术的推进,不过1830年之后的“冷”环境加上清王朝末期,使得海宁海塘再次面临着挑战;三为1890—1949年,此时又是全球的“暖”环境阶段,而该阶段主要为“技术转折”时期,体现为两个层面,一在清季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水利制度变革时期的士绅力量开始正式介入国家事务;一在留学归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引进海塘新技术。伴随气候的变化,清至民国时期的海宁海塘在每当遇到“冷”期之后的“暖”期内就有一次技术上的变化,即“鱼鳞大石塘”与“混凝土塘”,只不过前者是本土人们自身实践经验的积累,后者是清季民国西方技术的传入。

人与自然环境互相影响。清康熙年间的1703年,钱塘江主溜由“中小亹”改走“北大亹”,北岸海宁灾情加重,后开始注重修筑石塘,直至乾隆年间的1743年海宁鱼鳞大石塘的修筑完工,才较有效地减少了海宁区块所受的潮灾威胁;而海宁鱼鳞大石塘修筑之前,一个关键的举措即是1745年嵇曾筠的“南岸攻沙法”所带来的使钱塘江主溜归“中小亹”的江潮环境。而且海塘的修造技术历来不是单一的工程,是多种技术维系的结果。乾隆朝在修建海塘的同时,也消耗了大量的周边资源,单靠海宁自身资源承载力远满足不了该需求,特别是海宁石材,木材的缺口。

其实,有清一代至民国,对山林资源的一种消耗,构成了清代以来长江下游山区开发的力量来源之一,长江下游山区的环境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,致使区域水土流失加剧,进入长江入海口的泥沙亦随之增多,并随着潮汐的影响,这些泥沙又被带入钱塘江,促发钱塘江“中小亹”的不断淤积,加剧了海宁海塘的潮灾威胁。是故海塘本身的修建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必须反复维护。

海塘修建的背后,伴随着的是海宁区块政区地位在“县—州”之间的转变。每当潮灾增强之时,政区地位便有所下降。政区地位的变动,说明海宁海塘对整个杭,嘉,湖,苏,松,常六府的保护才是国家所重视的。不过,清至民国,海宁从“县”到“州”再到“县”,亦不仅是“海失故道”的自然原因,国家力量与地方力量在不同阶段,不同程度的介入也很重要,江南财富的安全在唐宋以来已充分显现,海宁海塘的修建,也充分展示国家与地方力量与自然的互动。


摘自《浙江学刊》2020年第2期,原文约23000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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